他像只受惊的小动物，和他父亲站在训导主任的桌子前。垂着头，观望鞋尖。两手绕到身后交握。他瘦得像刚砍下来的小竹竿，浑身还长着让人肌肤红肿刺痒的茸毛。那时期的他，身高只到达我的胸腔。他的白色校服是一贯的布满皱褶。室内阳光晃动，行移至他头上，仍可察觉他的发色里藏着暗红。他父亲穿著材质上好的恤衫和没经过太多次漂白的牛仔裤，比他还瘦，瘦得面颊凹陷。眼球宛如畏光，拼命往眶里躲，瞳孔像在黑暗里，用力地放大，上下两排牙斑驳垢黄，将光线调暗就会误读成一颗骷髅。我的办公桌在右边不远处，侧头就可以看见他们父子俩努力地撑起肃穆氛围。再过两天就是假期了。几天前的教务会议上，我们已经一致通过将他以“勒令退学”处理。
训导主任和班主任认真且慎重地与他父亲交涉。两个女人生过孩子，当初也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优秀生。她们小心翼翼地解释他在班上的状况。每一科分数血红地标着个位数。行为偏差，每个进过他班的老师都会不客气地予以劣评。“老师，能不能再给他一个机会？”他父亲和缓的请求。这男人的口音里有些广东腔。听说，他们是几年前才从吉隆坡搬回老家这里生活。家中还有个老祖父，他有个妹妹。母亲？走了……
他经常缺席，我有时候就把和他相熟的阿俊拉到讲台前，探听他的事。在这镇上，收藏秘密如同床铺下垫着纸钞。在你丝毫不以为意的时候，白蚁早已蚀光潜心设置的机关，秘密终究会残破不堪地曝晒耀眼阳光下。阿俊说他老爸是条毒虫，手臂上已经找不到血管插针，只好插在颈上动脉啊，狠狠地一针。“老师你有没有见过他爸？那个样子啊看来也活不了多久呢。好几次就因为吸毒差点死掉，最后不知道是怎样，每次送到医院都给救活！”阿俊煞有其事地说，我相信他大抵也是从其他大人那里听来的。小镇，流言总在百无聊赖的午后，一口接连一口，和着咖啡乌吞下肚。偏见和漠视混在飞沫里溅在人们脸颊、镜片上，慢慢地随温度蒸发。
他给我一种随时罩着备战紧张感的印象。每个大人站在他面前，都是随时要朝他倾塌的双子塔。他会露出犬牙，喉头滚着装腔作势的咕噜声，发出勃发攻击的讯号，全身毛发颤抖，你一再向他靠近，脊骨更是瑟缩得像是可以一节节断裂。很快的，他就会扭过头去，不让你看他掩盖不了的溃散，他其实撑不起他自己。我们上课，他睡觉。他和隔桌的同学闲聊。他干脆和同学一边嬉闹一边追跑到课室外。我拿着粉笔，手势悬空，愣在黑板前。
就说说他父亲吧……有次月尾出粮，到镇上银行存薪金支票，遇见过他老爸，在提款机那里耗了很久，佝背，谨慎地把一堆、一批、也许是一整个行李袋的钞票存进机器口。……也是从阿俊那里问来的，说他老爸一直都在为镇上的某帮派做事。我有意无意留意他颈项，以为真的看到了针筒抽出留下的插孔。也曾在咖啡店吃晚餐时，几次遇见他老爸戴着金链条，和不同女人邻桌坐下。女人们打扮得干净，不属于妖娆，有种刻意褪下一层脂粉趋于众人身后的稀薄感。很难想作女人和这男人是情人关系。我总想他是奉命为帮派领袖侍候这些饿坏的女人。女人们喜欢叫些烤得热的辣的酸的海鲜，木筷一小口一小口夹来吃。而他偶尔也吃几口，跟着就放下筷子，耐心等候女人吃完。很少有对话。这些稍有姿色的女人，有时是华裔，有时是异族。任何一种关系，都可以有不同的搭配方式，不一样的利害牵扯。男人和女人保持一种幽微而不相关联的距离，专心应付塑料桌上的食物，他燃开一根烟，有时为女人点燃打火机。他随意且松懈，我理解这是他职业性的信心表现。当男人还原成一个父亲走进办公室来，整个空间的空旷井然宛如缓缓凝滞的果冻，墙上的首相、苏丹、学校已逝董事们的肖像端正俯视着他们。仿佛一桩葬礼般的庄严仪式正在行进。
空气里开始漫溢新鲜的烟草焦味。他们缓慢地往内移动，稍带迟疑，像是一滴颜料徐徐晕染整块透明果冻。他为父亲带路，主任见到他们，起身。而后的对话，班主任也趋前加入，他们站立着完成这个仪式。
我那个学期进他们班上，教的是英文。对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老师而言，注定要在这样的班级兵败如山倒，再糟糕也不过就是赔了力气又折寿。你对他们一点威胁性也没有。你的藤鞭是抗生素，吃多了，就自然免疫了，更何况我只是用来鞭桌子鞭墙壁作此等无效的恐吓用途。我教单词复词现在式过去式，给造句、填充练习当作业。他们却在下头开圆桌会议热烈谈论生理变化、说荤笑话（老师，你好像硬起来了哦！吼！好长……哦！）。每到放学都觉得自己日复一日地将巨石推到山的顶峰，然后手一松开，让它爽快地滚回山脚下。翌日天亮又再一次开启推石的运作。我毕竟是没法练成薛西弗斯一身完美的肌肉线条，没过多久白发横生，俨然成了一个小老头。而他，某一堂课上，忽然驯良地把椅子搬到讲台前，乖乖地把黑板上的练习抄写进簿子里。那天，犹如是我圣灵光照的永恒的日子。但他终究是个孩子，善忘且习惯了悖逆。很快地他又开始作乱捣蛋。交谈的时候，眼神是轻蔑地，嘴角是鄙夷的。
只有骑上那辆相对他身体比例其实是有点高的脚踏车时，他才像他自己。落寞。虚妄。用力踩动脚踏板，学拿破仑翘起车头，是快感，是在身上制造伤痕的渴望。完成表演之后，他会面向观众露出诡谲、狡猾的讪笑。一天，放学时，他跑到办公室来，鲜见地委屈地慌乱地说他的脚踏车不知道给谁挂到树上去了！他太矮了取不下车子。他没法如常快快乐乐地准时逃出可恶的校园。他遭受侵略，却无法回击，敌人消失了！“你定是平时得罪的人多，现在被报复了啦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？”主任语气里假装带点嘲弄，随他回到现场视察。最后，找了高年级学生帮他把脚踏车安好地弄下来。
“老师，真的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”
“许先生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们规劝试过了，也记过了。现在他累积的过犯实在太多，我们不得不按校规处理。许先生，也许是我们这里不适合他，让他到新环境，面对新的人事物，重新学习自立，会比较好吧。如果这件事不这么处理，恐怕对其他学生不公平。学校也有必要遵守条规。真的很对不起。”
毕竟还是小自己许多的学弟，老学姐们和缓温柔地解释、安抚，细心搭建着一层层台阶，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退下。这个深陷江湖的父亲，自知进退，该下场了。转向身旁的他：“我当初把你从吉隆坡带回来，就是要你学好。结果你还是这样！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其他学校还是弄这么多事出来，你看我会不会把你的腿打断！”
他啜泣。不断举起手背擦泪。极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。他们走了。两位老师回到位置上，继续处理毕业典礼之后等着发给学生的成绩单。
漫长的假期结束后，我继续留在学校任教。我没再教英文，我教自己在行的中文。在新的学期，我终于可以撑起自己的威严。我没再带藤鞭进班。学生知道我不会怎样，但时不时还会怯生生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变得很坏哦！”我一度以为自己就要这样过完一生了。
决定卸下教职，离开小镇的两个月前，有天傍晚，他骑着摩托车进到校园来。在教师宿舍前，在我身旁，停下来。老师！他很爽朗地打了招呼。把他们当成大人，建立平等关系（“我现在用男人的方式跟你说……”），我一直都这样对待他们。他是回来索取当初没带走的离校证书，记载着只有初中一学历的一张纸。
“我听说你去新加坡工作了。”我说。“对啊，我拿旅游签证入境，现在到了时间回来，再过一阵子才下去。”他苍老了。我心里蓦然惊栗。他身体抽长了。但他理应只有初中二的模样啊！他脸上有种被时光磨损的痕迹。跟着，他说：“老师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……”
我怀着好奇见他掀起坐垫，他脸上浮现熟悉地轻蔑和鄙夷，但此刻更多的是挟带恶意的诙谐。……是一罐强力胶。问他：“你自己吸吗？”他回：“才没有！这种烂货，那些马来人给我钱，要我帮忙买的。”我撅嘴耸肩笑一笑，他嗒一身合上坐垫，发动引擎，调转车头。我看着他离开校园。也许，再也不会见到他了。
天完全黑下来，这时候，那群当初和他同班现在已经升上初中二的男生们，一身浸湿汗液，一手环抱篮球，骑着脚踏车从另一头的篮球场鱼贯地流窜过来。
他们犹带能量，声音厚实洪亮地朝我这里喊:“老师！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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