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祖父過世之後，太平盛世的某一天，老屋子，祖母從木抽屜裡找出曾祖父的船票。小說本子的那般寬長，折成方塊收藏了許久，小心攤開來，有昆蟲嚙咬出的破孔，有斑斑點點的污漬。半身照裡的曾祖父，面相修長，黑白，筆挺西裝，整齊領帶。船票上註明那是1936年，他二十六歲，船票右下角貼了張老郵票，第三任白人拉者查爾斯‧維納‧布魯克的肖像，時值布魯克家族統治後期。據說，曾祖父是和兄弟一起下南洋來。然而，各自成家，落戶他方，從此不再相往來。我出生的時候，曾祖父已經很老了，他很瘦很高，祖父繼承了曾祖父的寬大骨架，遺傳了曾祖母的易胖體質，我們家的大人小孩，往後沒有不魁梧壯碩的。
小學，有陣子迷集郵，曾把船票帶去學校，向同學炫耀。同學收集的寶貴郵票上頭是伊麗莎白女皇。拉者和女皇，誰比較老？誰居上風？現在想起，當然覺得那張襤褸船票的價值遠勝年輕貌美的英女皇。一年級時，在課堂上背誦馬來西亞各大州屬及首府名稱，在練習簿裡繪畫國旗和州旗。我不知道現在的小學老師會不會告訴小朋友，砂勞越曾經擁有三任白人拉者，曾經一度是英國殖民地。印象中，我是上了中學才知道，國家從前有「別的主人」。那些日子，歷史的意義僅止於無盡地筆記抄寫，人物、地點、時間，只有事實，沒有理論，歷史已經固定下來，絲毫沒法動搖，扭轉。考試過了，大概也不會想留著歷史課本。
小學低年級的時候，同學們的父親會在課室外頭等候接他們放學。最初，都是媽媽來接我。年齡大一點，自己搭巴士回家。我好像很早就開始懂得怎樣自己一個人生活，後來當朋友形容我是一個「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東西」的人，也並不覺得稀奇。中學，放學後，會故意繞遠路，繞進市區書店、書報攤，瞧瞧那些西馬發行的學生刊物有否上架。有一家常去的賣正版書的書店，會定期引進新書，而那時的零用錢絕對買不下手。總有一些我認為精彩的書，永遠原封不動。書店女老闆有一天幸福地嫁人去了。書店頂讓給一個男人，開始賣翻版書，書店沒撐過幾年還是關了。我曾經夢想自己開書店，做老闆，這個夢適合我變得很老很老的時候再來實現。
我生長的城市似乎從很久以前就留不住人。我父親選擇遠離城市的工作。早年他呆在砂勞越內陸，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只回來一次，一次逗留一兩星期。有一陣子他試著從商，但回報率太低、回饋緩慢，他很快就放棄小小的事業，選擇出國謀生。先是到印尼，後來到新幾內亞，和父親相處見面的次數改為一年一次，一次一個月多一點。我和父親之間的距離從來沒有消弭，像我這樣敏感的孩子，再怎麼體恤父親當初的無可奈何，也無法彌補時間的缺憾。那個感覺終究是像電影《大魚老爸》和《班傑明的奇幻旅程》裡的父子關係，即使跨過了種種的責難和不信任，留下的只有時間研磨出來的虛弱與荒涼。
我也必須像我曾祖父和我父親那樣經歷離鄉背井的生活。一年回家一次，每次不到一個月。用好幾年的時間學習當個學生，然後用更多時間學習做個像樣的知識份子。曾祖父的船票我一直帶在身邊，搬家、去西馬、出國，像是身體馱著一點歷史的信物，最茫然無措的時候，那細絲重量會變得明顯，提醒著我的存在是堅實的。我離開砂勞越七、八年後，長期在外的生活漸漸使我感到害怕，那地方會不會「不認得」我了。來台灣一年之後，第一次回去，祖母和表弟竟然因為我還能說家鄉話而大大鬆了口氣。那種擔心我忘記自己語言的憂慮不知從何來，卻使我莞爾而窩心。祖母談起在新加坡生活的某表叔，小孩一出世就教家鄉話，孩子再大一點才開始教其他語言。我有個嬸嬸是伊班人，我的兩個堂妹不到二十歲就嫁給了伊班男孩。小朋友出生後，偶爾會送來給祖母照顧，祖母很在意小朋友只說他父親「那邊」的話。祖母都快七十歲了，她和祖父一樣在砂勞越出生。祖父在世時，從不曾和祖母離開婆羅洲。那島上，還有很多人不曾到島嶼以外的世界。
我有一度對詩巫（我生長的城市）感到絕望。曾經，某同輩對我說起她在他方遇到大聲說福州話的詩巫人，尷尬地多怕自己在同鄉面前「身份曝光」。我大學畢業後，曾被同鄉誤以為是西馬人，現在則有人認為我越來越像台灣人。近期參加小學同學會，問起近況，超過大半老同學都「不在詩巫」。有能力的，都越飛越遠，甚至乾脆不回頭了。
直到近兩次選舉，先是補選後是州選，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。追蹤著一條條政治新聞、候選人宣言、黨宣、流言，狂熱至極，隔著遙遠遙遠的距離，我彷彿也在集會現場和生氣的同鄉、家人們一起吆喝。在遙遠的島上，這群擁有獨特傳奇歷史的人們，正在大聲呼喊自己的未來與方向。終於有一天，我醒來，發現自己開始倒數計時，倒數著回到那島上的日子的到來。於是那些年少時走過的路線，又回到記憶裡。我身體裡開始分泌埋藏了許久的熱帶氣息，有一把聲音也在大聲呼喊著未來與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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